缅怀 | 又一位翻译大家离我们而去…
6月10日下午，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郝运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(西院)逝世，享年94岁。
郝运（1925-2019），原名郝连栋，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。曾任上海平明出版社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，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2002年获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“中国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；2015年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；2016年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、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颁发的“2015年度上海文艺家荣誉奖”。
郝运的青少年时代在国难当头、战乱频仍中度过，先后在南京、重庆、昆明求学。1946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，1947年任职于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《红十字月刊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分别在平明出版社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，1958年春因肺病复发，向出版社提请辞职获准，病愈后专职从事法国文学翻译，翻译生涯长达七十年，译出《红与黑》《巴马修道院》《黑郁金香》《都德小说选》及合译《三个火枪手》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》等六十多种法国文学名著。2002年获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“中国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；2015年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； 2016年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、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颁发的 “2015年度上海文艺家荣誉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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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管志华在撰写《深潜译海探骊珠·郝运》一书时，曾多次专访郝运，访谈过程中，深感他的谦和、低调，“身为沪上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‘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’的三位大家之一，从来不讲自己的翻译特色如何如何，对前辈、同行的译著却是推崇有加”。
在访谈中，对于自己最重要的译作之一《红与黑》，郝运曾说，从译者角度来说，选择好外国作品很重要，但也不是凡在作家本国发行量大的就拿来翻译，太功利性不行，太短视不行，不能唯发行量。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，是最无私最公正的。1830年11月，司汤达《红与黑》在法国巴黎问世后，在毗邻的德国立刻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，年逾八旬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“最好作品”；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，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，“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，有一种亲近之感”。但当初《红与黑》出版后，在本国受到冷遇，初版仅印了750册，后来根据合同勉强加印几百册，纸型便束之高阁。司汤达一生写了33部著作，只出版了14部。尽管如此，司汤达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充满信心，他大胆预测将“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”。历史兑现了他的预言，自司汤达 “被发现”后，以《红与黑》为代表的司汤达杰作，开始不胫而走。郝运说，评判作品，要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一部优秀小说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。作为翻译家，要体悟作家原著的艺术特点，用力气在翻译过程中将它反映出来。文学技法没有一定之规，文学名家总是各显其能、各尽其妙，翻译家要善于体悟其妙，进行再创作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，翻译也该如此，关键是要深入到原著者的内心，跟着他们塑造的人物不断转变自身角色。翻译好一部书，译者既是“演员”，又是“导演”，将自己的情感、个性“移植”，尽可能不走样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。
在郝运看来，翻译就是发现美的过程，译者与读者都乐享其中。中国与世界相连，中国读者能读到外国文学经典，了解外国文学作品，有益于中华文化汲取养分，丰富发展。而中华博大的文化同样需要传递给世界，作为中国翻译家要有使命感，进行“双向传递”。他寄语翻译界后辈，要静得下心，不求大红大紫，但求温和清静，既不抱怨，也不摆功，为人民、为读者献上优秀的外国文学译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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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许钧教授最近写了《深潜译海探骊珠·郝运》书评文章，在此分享给各位读者，以寄哀思。
中国的现代文学中，有京派与海派之说，学界有不少研究，有不少讨论，甚至还有不少争论。近读管志华先生一部写翻译家郝运的书:《郝运——深潜译海探骊珠》，我忽然想到，就翻译而论，上海的翻译家在中国，真的是可以独成一派的。
《郝运——深潜译海探骊珠》于201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，属于“海上谈艺录”丛书的一部。这套书已出四十种，艺术界一个个大家的名字，赫然在目，戏曲界的如尚长荣、袁雪芬，电影界的如张瑞芳、秦怡、吴贻弓。在这套文丛的目录中，我诧异地发现，拥有千百万观众、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大师前后，竟然还并列着多位翻译家的名字：草婴、任溶溶、吴钧陶、郝运。
翻译家几乎一直是隐身的，读者读一部世界名著，很少有人会去在意译者是谁。喜欢司汤达《红与黑》的读者，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先生，又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先生为翻译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呢？前几年，上海国际书展组织者请我去谈昆德拉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的翻译，有过一次与台湾译者的对话，对话是由梁文道主持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当今的社会，很多人热衷于追逐各种名牌，结交各种名人，可是文学翻译，本有好坏之分，可却很少有读者去关心它的品质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译品的好与坏，是当今的市场经济在按质论价环节唯一不计的一个因素，郝运翻译的《红与黑》是80元一千字，一个连抄带译、拼凑而成的《红与黑》译本也差不多是80元一千字。
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辨翻译的好与坏，市场也不管翻译品质的高与底，那么翻译的好不好，不仅在于翻译者的水平高不高，更在于翻译者有没有良心了。在文章的开头，我谈到海派的翻译家。别的语种不论，单就法语翻译家而言，我觉得一个个好的翻译家，无论是四十三年前离开我们的傅雷，还是今年已经94岁的郝运，85岁的马振骋，80岁的郑克鲁，77岁的周克希，一个个都是有良知，讲良心的翻译家。
一个有良知的翻译家，往往是视翻译为生命的。傅雷，因为不能自由地翻译，宁愿离开这个世界。94岁的郝运，如今躺在病床上，心心念念的还是翻译。70年来，他一直在耕耘着，手中的笔没有停下。
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，往往视翻译的品质为生命。傅雷追求翻译与原作的精神一致，以神似的翻译奉献给读者。郝运坚守一个翻译人的本色与本分，以再现原作的真与美为依归。如管志华在书中所指出的，“郝运在长期的翻译生涯中，非常强调的一点是，翻译就得翻出原作者的精神、面貌、风格才行。”
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，一要对得起作者，二要对得起读者。傅雷翻译罗曼·罗兰，翻译巴尔扎克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，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新的生命，让中国的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光明，获得了前行的力量。郝运翻译司汤达，翻译莫泊桑，“用心血浇灌世界名著的奇葩，在译作中再现各色人物的命运，在译苑里点亮生命的霞光。”
读管志华的《郝运——深潜译海探骊珠》，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本色的翻译家的优秀品质。郝运先生承继了傅雷的翻译精神，有着强烈的翻译使命感，他“译文如择友，一旦选定对象，必然待之以诚，译之以勤。郝运一书译毕，在另选一书时，又是小心翼翼全力以赴。这是一个始终不渝、严谨认真、敬业尽责的优秀翻译家的人品所在。”
读管志华的《郝运——深潜译海探骊珠》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本色翻译家的特有胸怀。郝运先生“有一种特有的胸怀。他温润如玉，淡泊一生，不是通过文字去猎取名利，而是通过文字呼吸，用自己的文学思想滋养读者的心灵，启迪后人的心智。他知道，知识分子要保持人的尊严、灵魂的纯洁，千万不要让人格、灵魂‘待价而沽’。”
读管志华的《郝运——深潜译海探骊珠》，我知道了一个本色翻译家的幸福之所在：“中国不少读者读过《红与黑》、《巴马修道院》（现改译为《帕尔马修道院》）、《黑郁金香》、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企鹅岛》、《磨坊书简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为了一夜的爱》等一批19至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，知道司汤达、大仲马、都德、莫泊桑、左拉等法国著名作家，但鲜有人特别注意‘郝运译’这三个字。郝运对此只是淡淡地笑笑，他不介意、不在乎、不计较，他知道，读者的满意，才是自己的幸福。”
感谢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，给了海派翻译家从来没有想拥有过的光荣的位置。感谢管志华先生，让人心浮躁、追逐名利的世界中，闪现出一个本色的翻译家伟大的精神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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